通常我不是很喜欢在火车上和邻座交谈，但是2016年的最后一天，在从洛杉矶去往圣何塞的“海岸星光号（Coast Starlight）”列车中，旁边一头长发、略不修边幅的大叔很快和我搭上了话。他上车时，紧贴太平洋岸边风光最美的一段已经过了，我就在低头看从旧金山土豚书店（Aardvark Books）淘来的科幻插画集。起先他好像只是表现出对我手里的大开本画册感兴趣，并有一句没一句地讲到各种阴谋论和搞笑动画片，可是很快，我听到他在说：
“我看过Frank Zappa五次现场。1974年或是1975年，那是Tom Waits暖场。Zappa带着乐队，还指挥管弦乐团。他的动作笨拙极了，完全业余，就是不停地上-下-左-右-上-下-左-右。你知道吗，Zappa说他在指挥上受的影响主要来自祖宾·梅塔，是不是很好笑。有人说Zappa是个很棒的吉他手，但我说不是——Zappa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最伟大的音乐家！”
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说起Zappa。但我三个小时前还在听We’re Only in It for the Money。
“哦你是因为Joni Mitchell的Blue来加州的吗？确实…Blue是她的巅峰时刻，不过她在音乐上的最高峰出现在与Tom Scott合作的时期。”
“你要擦护手霜吗？我上次跟邻座说这话，被嘲笑像个姑娘。我是个油漆工。在冬天，手上能裂开一寸多长、半指宽的缝——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。有一次，一个和我一起刷油漆的家伙从脚手架上跌了下去。当他坐在地上时发现鞋底对着自己的脸。医生说他的小腿还能够接回去，但他了解了漫长而痛苦的恢复过程后决定还是截肢。你要擦护手霜吗？”
我表示不用。我告诉他我是锂电池工程师，经常在干房里连续工作十小时，每次出来的时候记事本都会卷起来，有时皮肤也会开裂。不过加州的气候比干房里舒服多了。
他一直在旧背包里翻着什么东西。我看到他掏出了一个飞盘，一只小口琴（并小声地吹了两句），一支紫外线曝光胶水（并演示了一下曝光）。他说他在找他的手机。
“我买车票的时候，柜台的售票员说，‘先生，你需要整理一下个人卫生，否则我们不能卖票给你。我非常恼火，非常、非常恼火。大概是因为被这一打岔，手机就不知道掉在哪儿了。我身上发臭吗？还是只因为我头发太长？这样的事竟然会发生在我们这个自由的国家——这样的事还不少。比如，如果一个黑人出生在法国，那他就是法国人；如果出生在加拿大，那他就是加拿大人；只有出生在美国，他会被叫做非裔美国人。”
我说中国的绝大多数人看起来都差不多，却还划为五十多个民族，并存在着一种神奇的半逆向种族歧视。
“‘谁在乎你的头发是长还是短／是披散还是花白’，这也是Zappa说的。我感觉我们生活在《美丽新世界》里。我父亲前年去世，他活了95岁，几乎见证了一切——人类真是地球的害虫。但愿我们能活在《岛》里。那是一个和《美丽新世界》完全相反的社会，人们开心地嗑着药。赫胥黎自己实践了这一点，他死时一边注射着LSD一边听着贝多芬第五交响曲。”
我说那些反乌托邦小说里的事情在中国随时随地都在发生，比如我刚剃过头发就会在地铁站被警察检查身份证。在中国，任何东西都会被审查，但掉头断腿喷血的镜头却不需要被分到限制级。我试图说明我们中国有一种万能的罪名，但是想了很久也不知道怎么用英语讲。于是我说这种罪名叫做“Asking for Trouble”，几乎适用于任何伸张权利的行为。然而我并不是很义愤填膺，正如我来洛杉矶本来也想看看他们从前怎样面对雾霾，但当我一走进酒馆就完全忘了这回事。
“我的右手无名指不能弯了，左手中指不能伸直。酒能止痛。”
他继续翻着背包，掏了一大瓶龙舌兰酒，请我喝了一杯，用他粗糙的大手和我握手。
“我叫Doug，Douglas，来自俄勒冈。很高兴见到你。新年快乐！”
2017年1月4日
qctang 